作者：广东省发展中医药事业基金会疑难病研究院首席专家丁绍余
一、问：中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文化的瑰宝，为什么又说中医是打开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
答：
二、问：中西医之间存在着哪些文化和思维上的差异？
答：
三、问：现在常听到人说中医要“守正创新”。那么，你认为守正应该守的是什么？创新应该创的又是什么？
答：
四、问：你认为中医现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答：
五、刚才你谈到了要构建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相交叉的“科学中医”这样的学科范式。请问：“科学中医”在临床中有哪些优势？
答：
一、问：中医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文化的瑰宝；为什么又说中医是打开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
答：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缩影。
每一种文化，都是该民族的生存方式所铸就；每一种思维，都为该民族获取生活物质资料的手段所打造。
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农耕的生存方式是依地而居。土地的接壤决定了农耕人家的相邻而居。种植业与自然的寒、热、旱、涝密切相关，这就决定了农民对天（自然规律）的敬畏。所以，农耕文化崇尚的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造就的是相亲相敬的“睦邻文化”中的“和合”内涵。
中医是人类史上最早形成理论体系的医学；同时也是世界各民族中最早形成完整理论的学科体系。中医是中华文化这个胚基上生长出的一朵艳丽的奇皅。中医把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睦邻文化”、“和合文化”演绎得可谓淋漓尽致。
“余闻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史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己。”这是中医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的要旨；又何尝不是中华文化的内核——精习自然规律，以守之；精研历史经验，以从之；精察人之邪恶，以戒之。当然，《黄帝内经》重在遵循第一句，后两句旨在对前一句之加强。所以，《黄帝内经》通篇说的都是：人是自然中的一分子，人必须遵从于自然；同时，又坚认人是一个独立的自然体，人同样也存在着自身的规律；医生治病决不是对这一规律的突破，而恰恰是对这一规律的守护——当人体发生了异常，规律出现了偏差，我们医生所要做的，就是帮助人体回到正常的规律之中来，而不是别的什么主观的干预与巅覆。这一点与《道德经》的“为学者益，为道者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又何尝不是一脉相承？这里必须要指出的是，中医的“和合”文化内涵，主要来自老庄的道学。孔孟的儒学虽然也提倡“中庸”，但儒学的“中庸”是建立在对人性的雕塑这样的基础上的“中庸”。只有道家的“和合”更是倡导“与天之合”，“与人之合”，“与人性之合”。道家尊重天、地、人的本质本性而和谐和睦和合的思想，已经成为了一种植入中华民族血液之中并一直左右着民族思维方式的哲学元素。
我国今天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和谐”世界的思想，正是基于这一民族元素。
中医正是沿革了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合自然规律，合人体规律，不强推医生的主观意志，秉持客体至上的价值观和客体观思维的方法论，对待生命的态度和方式是：以客体的外在形式推理客体的内在规律，以客体的内在规律梳理客体的生存条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医这种“顺天应人”的梳理医学的治疗范式。
小小的一部中医文化，就是一部大中华文化的缩影；小小的一种中医思维，就是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管中窥豹，通过对中医文化的切入，也就打开了中华文化的大门。纵览中医哲学，也就展开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画卷。
二、问：中西医之间存在着哪些文化和思维上的差异？
答：上一节已经说过，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农耕生存方式。而西方民族的祖先是游牧方式生存。游牧人赶着一群牲口四处游走，看到哪里草肥水美就选择哪里。若心怡之处已为他人所占，见对方五人，而自方则有十人，便驱而占之；若是见对方十五人，便悄然溜开，另寻它处。这种游牧生存方式铸就出的“游牧文化”，渗透着强势的从主体出发的思维方式，这便形成了一种主体观的唯我主义的森林法则。又正是森林法则这种强势哲学的沿革，才有了后来的“海盗文化”、“社会达尔文主义”、“殖民文化”、“霸权文化”。而这种文化胚基之上孕育的价值观，便是对客体的漠视、蹂躏和掠夺——我在北欧作文化考察时，发现挪威等国家至今仍然保留着海盗博物馆——这在中国人印象中简直是不可思议，如果家族里有祖先做过强盗，掩盖与唾弃都唯恐不及，岂有张扬、供奉之理？
正是基于上述的文化基因和哲学思维这样的胚基，才滋生出了西方主观、直接、干练的“征服”医学；而其文化沿革也就注定了其对待生命的态度和方式的必然性——那就是：以主体的获得取代客体的规律（在他们的眼中，所看到的人这个“生命体”只有“体”的部分：牛盾时代这个“体”就是机械结构，爱因斯坦时代这个“体”就是分子结构；而疏忽于支撑着这个“体”的“生命”部分）。这种文化基因就为其主观地改变、改造、重塑客体这样的“征服”医学作了哲学上的前提预设和理论背书，从而演绎出了如今的“征服”医学范式。又由于一战、二战所提供的大量的战伤人员这种直观、直接的诊治方式的病案，为西医直接的主观“征服”式的治疗创造了施展的空间；再则加持了尖舰利炮的虎威，而得以迅速地征服式地在全球扩张。
中、西医是孕育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之下的民族文化的胚基之上，其间的差异可想而知了。就像哥仑布和郑和之间的处世方式之差别那样。哥仑布发现新大陆时他的团队寥寥不足百人，面对数百万众的土著印第安人，他们想到的却是掠杀和征服，最终将土著印第安人美丽富饶的家园强占为己有。而郑和团队是两万七千之众，面对总人口不过万许的斯里兰卡，却是友善地送上了丝绸、茶叶，交换信息，互通有无，缔结友好。“和合”文化是中医的母体文化，而“征服”文化则是西医的母体文化。正是这种判若云泥的文化差异，决定了中西医认识疾病以及处置病人的态度和方式上的不同。“征服”文化书写的只有“征服”和“被征服”。所以西医治病，是一种二维关系，即发生在医生与疾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关系。“和合文化”信奉的是“天人合一”，讲的是“守则应时”。所以中医治病，是一种三维甚至多维关系，即医生、患者与疾病三者之间的三维关系，甚至还有气候等等多因素之间的多维关系。
“和合”不仅是中医的文化属性，也由于其对中医的科学方向的把控，而成为中医科学性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所以，中医是哲学与科学的高度的统一。
“和合”不仅仅是存在于中医的文化之魂，“和合”乃是宇宙间一种永恒法则的体现。
三、问：常听到说中医要“守正创新”。那么，你认为守正应该守的是什么？创新应该创的又是什么？
答：“守正创新”，这是现在很时氅的一种提法。但事实上，守什么正，创什么新？却是如坠云雾，眼前一片模糊。
前面已经说过，中医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缩影。那么我们就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谈起。
秉持“和合”文化的中华民族，曾经在历史上饱受弱小民族的骚扰和欺凌，甚至有过短暂的亡国，但中华民族非但没有灭亡，相反却以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同化了占领者，使之最终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大家庭。反观以“征服”文化崛起的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等等历史上不可一世的强盛大国，曾几何时，却又都淹没于历史的尘埃。唯独只有“和合文化”的中华民族仍然风彩依旧。“和合”乃是宇宙间的永恒法则。这也正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之所在。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永不舍弃的魂；同样也是中医的不可丢弃的魂。中医要守正，当然就是要守住中医文化、中医哲学这个魂。
我们知道，《黄帝内经》成书于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26年（这是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定论；而程颢、司马迁则认为《黄帝内经》出于春秋时期。我也作了一些考证，认同于班固汉书；虽然《黄帝内经》中有些句式类似于春秋时期，但应该是编撰者在编撰过程中吸收了一些春秋时期成书的单行本。
《黄帝内经》共有三个来源：即人类先祖的生存、生活及临床经验；春秋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尤以老庄的道学思想为著）；编撰者的推理和假定。先贤们正是以经验为基础，以哲学为导向，再以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26年的科学文化赋予的智慧展开了合乎逻辑的推理与假定，构建了这座赖以确立中华医学的丰碑。
在“经验”、“哲学”、“推理和假定”这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是民族的文化认同，是嵌入了本民族血液中的不可磨灭的元素。“经验”是最接近甚至等于真理；然而“经验”却是木讷的，没有语言的，甚至没有属性的。“经验”是依赖于诠释者的诠释才得以确立；然而诠释者的诠释只代表诠释者认识“经验”的水平，而并不能代表“经验”的本身或者“经验”的全部。“推理和假定”不可否认是构建《黄帝内经》最重要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有机部分；但也不可否认，它毕竟是它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26年的科学文化的产物。
所以，我们读《黄帝内经》，既要读出《黄帝内经》的真谛，也要读出《黄帝内经》囿于历史的局限性来。
我们生活在今天的科学水平和科学氛围中，我们是全盘接受先贤对更早的先祖的“经验”的诠释呢？还是用今天的科学技术赋予我们的新视野去对这些“经验”进行再认识呢？
我们不可否认“推理和假定”在《黄帝内经》的理论构建中的作用和地位；但也不可否认它是公元前99年至公元前26年的科学文化的产物。《黄帝内经》中关于“经验”的诠释，尚需要我们运用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文化视野去再认识；至于《黄帝内经》中的“推理与假定”，毫无疑问更需要我们运用现代科学的视野和手段去刷新。这就是中医所需要的创新。
现在是中西医结合、中医学习西医，结果就是变成了使用西药治病而丢掉了中医中药。年春节前，两个接受中医药治疗的晚期癌症患者病情已经好转，便要求回家过年。谁知随后来了疫情，她们便无法返回来了。一个病势相对较重的仍然在家坚服寄过去的中药。三月份我还在武汉抗疫一线，收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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